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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脚的国家主义,和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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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11 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了让这个文章看起来不那么枯燥乏味,指向过于明确,有必要对行文作一些修饰性处理。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是什么?在往日司空见惯的一些政治学教案中,课本上,这个定义写得非常清楚,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是一个残酷无比的暴力机器,是少数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镇压对他们不满意的多数社会人群的蛮横工具。既然如此,人们便会有一个疑问,普通的社会人群有什么理由对这个东西保持一种五体投地的姿态,统治社会的阶级有什么权利强求人们膜拜它的这个恐怖杀人武器,人们凭什么要发自肺腑地去衷心爱戴这么一个冰冷无情的家伙,等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家的这个解释,只能逼迫人们厌恶地呐喊一声,去他妈的,这个国家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国家是什么,一些现在看来有些过时的社会学教程又自以为是地告诉人们,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时候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用来控制被剥削阶级、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建立秩序,等等,这些旧日的概念表述含含糊糊,语义不十分清晰,听起来让人觉得十分拗口,总而言之,它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们非常讨厌的怪胎,阿卡德王国也好,巴比伦王国也罢,加上罗马帝国、大清帝国等等,这些荒诞不经的玩意儿就像一个恶魔、可怕的附骨之蛆,梦魇般死死地笼罩、缠绕在人们的心灵天空,让社会的日常生活终日不得安宁。

如果抛开上面的这些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关系理念,用一个简单的话语表述,国家就是一个广泛性社会集合,形象化一点,也不过和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差不多。当各社会子集合,那些各个利益相近、或相悖社会关系人群,一起聚集在这个池子里面自由表现时候,所有人们的行进姿态呈现并不需要按照别人的强迫指令执行,穿什么式样色彩的泳衣,佩戴哪一种质地形状的泳帽,使用何种材料做成的泳具,包括各类游泳姿式的采取,人们完全有权利依照自己的个性化兴趣爱好,在池子里面使劲扑腾,或玩耍、休憩。当阳光垂空照耀的时候,美丽的水花飞溅,喷薄出绚烂的氤氲,池子里的生态便会给人以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充满生命活力的新鲜感觉。当然,游泳池的管理员也许不在现场,在人们尚未下池子扑腾之前便已经制定了各项规则,还配备了数目不等、平常不游泳,只是在岸边巡视的救生员,以及一些救生器材。在这里,规则就是法律,是维护人们生命无忧的必要措施,救生器材则是保护人们生命安全的必备工具,至于救生员,只是在规则违背性失效、或者不起作用时候,采取紧急应变措施的执行者。救生员和游泳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救护与服务性关系,他不是上帝在人间的世俗代表,脑袋上没有任何神圣的道德光环,无论在池子里救护了多少个垂死挣扎者,他都没有权利要求、或是强迫人们感激、遵从自己,救护生命、维持公共秩序是他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享有的权利,如果他干得不卖力、不出色,人们完全有权利要求游泳池的管理员撤掉他的职位,或者自己动手赶走他。黑格尔学派认为,“国家是一种精神偶像,是人们必须崇拜的具体象征,是上帝在人世的工作,而自由,则等同于所有的人们必需完全从属于国家意识、权力。”这个主张实际上明显地抬高、夸大了游泳池在人们心目中的一般地位,将毫无生命、原本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社会活动场所,硬性地变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最后向往,拔高到了类似宗教神圣崇高、不可亵渎的庙堂程度,逼迫所有在水里游泳的人们,必须自动地将自己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内心活动的自由权力交给游泳池的管理员,或者救生员处理,听从他们的计划安排,甚至连人们的思想精神之类纯粹抽象性活动,也被限定在了游泳池的垂直投影面积范围,不得逾越雷池半步。

黑格尔学派的这个主张过分突出了国家的语义形象,淹没了人们内心意志自由表达的精神欲望,从而成为寡头政治的非合理存在根据,成了一种国家主义。不但为斯大林主义狡猾倚重,还为纳粹法西斯主义卑鄙利用。国家主义是一种通常被用来实行国内政治的强权理念,在国际上推行并没有很充分的站得住脚的理由,人们完全可以不买它的帐。它往往被在极权主义势力强劲的国家推崇,它所认为的所谓国家理性精神,实际上代表了极权主义势力视界内显现的阴谋利益,并被自说自话地升格为所谓的国家独立利益,当然地由统辖社会的权势集团控制,为了追求、维护这种利益最大化、最优化效果,国家、以及篡夺它的封号自命代表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人们采取任何狡诈手段、非常措施,而不会有丝毫的顾忌。它是一种无限扩大、不可制约的统治威权。在皇权、或者神圣帝国时代,这种毋庸置疑的权威被寡头政治集团掌握之后,便拥有了全面的、至上无上的权力,国家这种人类社会最基本政治单元符号,便成了压迫人们自由意志表达的强有力工具。这个时候,寡头政治集团自行其是地扮演起了社会资源、价值主要分配者的国家角色,国家成了它的私人生活领地,变成了它的私家花园,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种花也好,撒尿也罢,全随它的心意而定。

寡头政治集团篡夺国家威权,自封为社会生产、人们生活的唯一管理人,和它制定的社会秩序的最重要执行者,还经常假借国家的崇高名义,颁布符合它心愿的多如牛毛的道德律令及其制度,通过它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秘密组织机构强制性地安排社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达到最有效地维持它辖制下的社会秩序、提高它的团伙成员福利目的。人们知道,国家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当它掌握在符合民意,为民众投票选举、授权产生的社会管理人手中时候,可以在非常时期,例如战争、重大灾害等至关重要时刻,整合全部社会力量,集中所有民众意志,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全力以赴地应对眼前发生的突变性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的有计划进步。但是,它一旦被寡头政治集团阴谋利用,便会在普遍和平时期,开动一切掌控的舆论喉舌、宣传工具,虚构一场所谓的重大民族生存危机即将发生,树立一个暗指的、其实并不存在的社会公敌灾难形象,起到掩盖、转嫁人们对它的统治地位合法性质疑矛头指向目的。最后,当国家主义变成了一切掌握着人们生杀大权、由极少数社会利益分沾人群形成的势力团伙,控制社会、人们内心意志强有力武器时候,寡头政治集团的存在就不再需要经过,或者根本不需要经过全体社会民众的严格、有效授权与承认,而成为一种依靠枪杆子武力统治权威,血腥暴力武装强权夺取,致使社会近一半人群精神肉体被消灭、另一半社会人群精神肉体被压迫与臣服、堕入永无止境的痛苦与悲哀血海深仇之中,即使它自言自语涂抹的虚伪漂亮法理、道德支撑光彩被人们一眼看穿,其实是一只跛脚鸭,它也不准许人们将这个印象自由地说出来。因此,国家主义是寡头政治集团、或者少数极权主义分子控制多数社会民众内心意志的罪恶工具。

既往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国家主义的太多荒谬性,才对它怀有最清醒的敌视,和极度的恐惧意识,才耿耿于怀地强烈要求将个人的内心意志作为社会行动的最高决定因素,而否认一切强制性政府有权摆布、捉弄人们的命运。对此,列宁主义认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组织,它的目的是保护现有的经济制度和镇压其他阶级的反抗,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的统治的机器,其内部职能为镇压构成社会大多数劳动群众。”遵照这个有效诠释,所有社会的寡头政治集团、极权主义分子都可以自我任命为神圣国家形象代言人,采用精巧的、自以为聪明、实际根本经不起推敲的霸道言说来粉饰装扮自己,呼喊着“国家利益” 至上的光辉口号,用它的不可选择、绝对强势,常常又是拙劣、无法自圆其说的政治理念来替代民众的自由思想,在人们的视神经中烙上它自己的记号,最终目的是要对它持怀疑态度、不愿意自动服从的民众保持永久性的沉默,最好是当应声虫。对那些企图不服从它的非沉默、非附和人们以及言说,它动辄采取精神肉体的双重打压迫害措施,连带着破坏、威胁普通社会人群的日常生活自由表现,并事先就已经编织、网罗好各项莫须有罪名,将男人们不加审判地、或秘密宣判地投入劳改集中营、黑暗监狱,让女人、老人和孩子们陷入极大的生存恐惧灾难中。

在过去一系列黑暗政治文化语境中,寡头政治集团以各种高压手段,威逼人们违背内心意志,违背传统伦理道德,杜撰连篇累牍的暴力批判文本,采用剥离、抽去人们日常话语发生时的具体环境、时代背景方法,单纯地就人们语言表述的内涵进行疯狂扭曲性外延定义,然后再以暴力手段对这种语言的外延定义加以毁灭性打击,迫使人们丧失自己的自由意志,灵魂与精神的脊梁都发生了弯曲断裂,最终不得不匍匐跪倒在寡头政治的淫威面前,黯然啜泣。在以往所有文化思想领域的惊涛骇浪中,寡头政治集团打击一切善良人们最得心应手理论武器,便是沿用了这种抽离批判发生的语境实在界方式,自我授予批判的武器以放之四海的绝对真理性,形成一种从语言到语言的呆板僵硬、危害性极大的理论教条,至于包藏在这种语言的骨子里所指祸心,则毫不掩饰地、赤裸裸地、带有夸耀性地表露出为寡头政治集团服务的惺惺作态政治献媚。在摧毁人们内心意志、逼迫人们臣服的时候,寡头政治集团常常强调它站在所谓的绝对国家利益立场上,或是自封所谓的社会绝大多数利益的唯一有效力维护者,实际上是在保护、考虑它自己这部分权势阶层的利益。权势阶层利益构成,恰恰是由它掌握的国家机器延伸好处获得奠定,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大型国有企业等等,一旦它占居了这些瓜分国家财政税收最良好、最优裕分配的显著重要位置,就会像毒蛇一样、想方设法地盘踞在那里,永远地不肯离开,并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那些质疑它这种盘踞地位合法性的人们,及其言说。最终由它建立、不停修补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就成了维持它眼前看得着的既得利益最坚定保障。罗伯特.麦基弗(1882-1970)说,“民主制度,是一种考虑多数人愿望、同时又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工具,它并不意味可以实行多数统治、或群众统治。”毫无疑问,在某一些情况下,甚至是迫不得已的时候,这些由暴君和**者组成的政治恐龙得到了多数臣民的违心支持,然而,一旦它形成了寡头政治势力之后,便会沾沾自喜地、洋洋得意地扯下它以往的虚假民主政治伪装,杜绝、堵塞社会民众实际参与、监督、管理由它掌控的政府职能道路,并且极端恐惧、害怕民众自由规定它的行政实施目的,阻止、反对民众选择自己信得过的政治领袖,甚至蛮横无礼地绝不准许民众成立自己的政党组织,最终达到禁止人民大众成为政府的真正主人、永远霸占权力宝座的目的。

寡头政治是极权主义势力实行的国家主义集中体现,它故意割裂民主制度的精神实质,认为民主与自由至多只是一种经济制度,只能够在它力有不逮的经济领域执行较为开放的市场化规律,而不是一项普遍的国际公认的政治模式,必须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贯彻实施。寡头政治集团依靠极少数掌握了社会极大资本、财富的利益裙带关系、阶层,来执行它自己的统治理念,政权运作神秘化,管理程序封闭化,与广大的社会民众实行一种自我隔离政策,一切信息非公开化,擅长搞暗箱操作,普通的社会民众既不能直接、间接地反抗它的腐败无能政府行政人员正在、或将要实行的计划措施,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政策予以替换,直至被采纳。至于民主制度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情,社会民众的普遍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利,民众公开、自由参与讨论各项政治事务权利,民众自由组织社会团体、党派,充分拥有从事争取选民投票的竞选活动权利,则通统被它纳入了煽动颠覆寡头政治运作的罪行指控范畴,自然,量刑标准、审判监禁,等等,一切具体操作事项,全由它独家包办执行。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指出,“公民参加政府的权利必然包括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包括对政治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并试图说服别人相信他的意见正确的权利。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上的真理必不可少的,公开讨论是一种政治义务,秩序不能单靠武力或者依靠害怕惩罚的心理来维持。”寡头政治集团打着执行国家主义使命,全面干涉、控制社会人群的思想内心,绝不会允许布兰代斯阐述的这几点意见在民众的耳朵里有丝毫的响声,它就是要依靠强大的武力和恐怖的监禁手段,来迫使人们对它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觉,只要提起它的名字人们就吓得浑身发抖、毛骨悚然,维持它制定的社会秩序。这是说,只有它才可以有权规定人们的日常行为、一般处事准则,如果它认为某些事情不应该被人们知道,就需要采取封锁消息,干扰、禁止人们收听国外新闻广播、安装卫星天线收看国外电视频道、登陆访问持不同政见人士创办的互联网站点,收缴、封闭、驱逐它不喜欢的报刊杂志、论坛、新闻从业人员,最终起到一种将人们的思想内心永久地禁锢在水泥箱子隔离作用。

如果人们表示不愿意屈服,不愿意循规蹈矩地听从它的指示,怀着雄心壮志,按照林赛(1879-1952)认为的那样去做,“除非公民可以经常获悉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有充分机会提出询问、批评和抗议,民主统治无法进行,”大祸很快就会降临到人们头上。至于林赛表示的一个奉行“法治政府,宪法是最高权威”理念,在寡头政治集团看来,从来都是一句笑话,海外奇谈。寡头政治要的只是一个法制的政权,而不是法治的政府。为了精心打扮、掩饰自己的丑恶嘴脸,给自己的非法统治披上所谓的合法性外衣,寡头政治集团有时候不得不依照世界一般通行规则,由它全权安排、控制人选的一院制议会颁布修改不停的所谓宪法,将它的永久执政地位当作私货强行地塞入进去,致使宪法成了保障它永远赖在戏剧舞台上进行可耻表演的工具。林赛说,“理想国家权威不能指导社会生活全部,职能不是强加美好生活,而是保持必要条件使得公民通过上美好生活。在特殊情况下,公民甚至有职责不服从国家或反抗国家。”寡头政治集团则认为,人们必须老老实实、俯首帖耳地呆在它规定或是指定的座位上,观看它的蹩脚糟糕政治演出,哪怕它的表演艺术拙劣得如同鬼哭狼嚎,人们也不能随意地捂住眼睛、用手指堵塞耳朵,更不能擅自离开座位、逃出剧场,否则必将遭到它豢养的秘密警察致命打击。

有些时候,寡头政治集团会故意地表示出一种看似文明、实质隐藏着极大祸心的险恶手段,对人们的不满、抗议、甚至仅仅只是牢骚怪话,总之,一切自由表达的语言外延做一种扭曲性变形,将人们的话语概念内涵予以重新置换定义,将一些人们语言本体并没有表述、涉及到的扩展内容强行地纳入进去,进行偷天换日,致使人们语言的本体变成了阿凡提故事中财主巴依丢失的那只鸡和鸡蛋的荒谬关系。例如某个人在某个论坛上发了一个令寡头政治集团极为恼火、十分不满的帖子,被它通过各种高科技侦察手段抓住的时候,就会被告知,你所张贴的文章已经犯下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怎么会这样?假使人们提出异议或者抗议,它就会狡辩什么文章的传播是一种链式反应,只要有一个人阅读了,他就会传播给另一个人,最终像滚雪球一样,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危害也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对你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你听从林赛的主张,认为自己有权利不服从它的秘密逮捕,或者强烈反抗它的不公正打击,那就显得有点天真烂漫了,因为整个国家暴力机器都被它的肮脏爪子死死地抓在了,而且它信奉的黑格尔国家主义观认为,“人们必须崇拜国家,国家本身是一种目的,个人必须为国家存在,所以个人自由、权利、利益,以及一切,只有符合实现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才有地位和意义。”如果你不愿意加入、不肯投靠、或者反对它的秘密团伙,也就是按照它的精神理念纠集架构的所谓国家组织形式,那么,你就是一个危险的异己分子,就必须遭到隔离、排斥、监禁、关押,要么滚出它的视界扫射范围,要么永远地保持沉默,最好是将嘴巴紧紧地扎起来,将心灵阉割掉。

寡头政治集团经常娴熟地盗用国家神圣名义逮捕那些不愿意服从、不愿意保持沉默、不愿意消失自己的思想变成低等级生物人们,对他们进行秘密的不公开的指控、审判,无情地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权利,既否定世界通行的民主理念在它的威权统治下有存在的价值,也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思潮、甚至正宗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并且极端地厌恶人们的自由言说,说到底,寡头政治集团不能容忍社会人群对它恶劣的、令人窒息的**统治持有不同意见。并且恬不知耻地认为,按照它的精神理念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合适、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值得各文化形态单元下人们学习仿效,有一种垂范表率作用。如果人们企图剥下皇帝的新衣,发掘、传播被它隐瞒的事实真相,它就会恼羞成怒地捏造各种名目繁多罪名,对人们,或者普通的话语者文本以外的立场、思想、观念,甚至话语者的身体直接实施权力的追究。起初,它或许还会假惺惺地不肯撕下丑陋的伪装,仅仅只是雇佣、开动御用的宣传工具对人们进行语言的打击,但当这种从语言到语言的平面化较量不能够奏效的时候,它就会心急如焚地撕下惺惺作态的外衣,将它当作批判的话语武器吹入一口仙气,毫不羞耻地裸露出它隐藏在话语背后的丑恶政治嘴脸,恶狠狠地将它制造的语言暴力延伸、扩展到社会的整体文化氛围,毫不客气地将它需要打击的原本语言、以及话语者押上政治地位极不对称的审判台示众,集中更多的语言暴力,甚至身体的罪罚,对人们的精神施加毁灭性打击。于是,批判的武器便完成了对武器的批判者人身迫害的罪恶嬗变,人类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时代再次降临了。

亨利.华莱士(1888-1965)认为,如果在科学艺术、宗教和社会各方面有才能的人,将未知领域作为一项事业来探讨,而不是被迫地为了某一特定的暴君、种族或者国家的光荣,那么,人类进步的无限可能性就能够变成现实。寡头政治集团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人们的思想内心、乃至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全都要围绕它的指挥棒转,听从它的哨音跳舞,它设置、规定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探讨的禁区,以国家律法、偷偷摸摸的形式钳制人们的思想自由活动。当它控制的传统语言暴力场,不能够在国际互联网络充分地发挥既往罪恶效应的时候,它要么采取一种顾头不顾腚、视而不见的鸵鸟策略,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自我欺骗,过一天算一天,以为自己听不到人们对真理的呼唤,真理就不存在了,人们的心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要么采用粗暴强硬干预手段,强制性对一切它所不满意的网络平台进行全面的控制、封杀,达到阻止普通的人们对陈腐霉烂的社会教化进行颠覆性思考、批判的目的。当它迫不得已地认识到自己所张扬的社会宣教语义,已经自动地发生了道义缺失,除了深表遗憾、痛心疾首之外,对所有不承认它指定的传统宣教挑战的扼制便成了它的当务之急,一些受到它雇佣、立场一致、或与它有着利益分肥盘算的话语分子,便披上了形形色色外衣(ID),扮演起了行为恶劣的语言行刑人角色,恶毒地将人们的合理社会问题探讨贴上煽动颠覆寡头政治执掌的政权罪行标签。最后,这种语言的行刑作为不能够被准确地发挥效力时候,也就是人们毫不畏惧它的恐吓,它的传统语言暴力作用便发生了被动性丧失,躲藏在语言暴力背后的寡头政治集团便如热锅上的蚂蚁,开始坐不住了,再次祭起追究语言者身体的罪罚旗帜,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于是,一些勇敢挑战它的传统威权语言、以及语言者纷纷从互联网、和人们的视界中消失了,要么被关押进了冰冷的铁栅栏中,要么被送到了罪恶的劳教集中营里。当然,这一次的语言暴力场效应的形成,与以往信奉跛脚的国家主义的所有不同形式寡头政治作为完全一致。逮捕人们、审判人们,寡头政治集团不需要寻找新的、特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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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4-11 22:50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探讨,[说明下,国家是指从古埃及起的那个文明史上的国家定义,而不是从启蒙以后的那个近代国家概念]

1、关于国家是什么。

黑格尔学派认为,“国家是一种精神偶像,是人们必须崇拜的具体象征,是上帝在人世的工作,而自由,则等同于所有的人们必需完全从属于国家意识、权力。”这此,他们的观点反映出的是古代威权主义的国家性质,传统的国家观念,在我国古代,则是“朝廷”,以皇帝作为国家的人格化身,在法国路易十四的眼里,就是“朕即国家”,在当时的情况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知道,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和经济基础相关,也和人类的思想进程相关,人类的思想反映着当时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在国家事物中以制度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固然是经济基础推进到需要组织大型共同事务、社会组织发展到复杂程度,从而导致的一种组织机构,但是,它也是观念进化的产物,是人类在处理所处时代和环境以及生产力、周围竞争状况时的思考结果。

最早的国家出现在苏美尔和埃及,是公共利益的具体化。此时的公共利益,已经不仅仅是部落类型的求食活动,而且还是主动的要控制自然、反抗自然,按照自身群体的需要组织起来改造自然。比如埃及国家之所以出现,可以看作是两个原因的结果。一是尼罗河水源利用改造的需要,要求具有复杂的大型公共事务组织的能力,二是对抗周遍的其他民族,并把具有共同利益的种族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国家利益,最初等同于民族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它是人类在大自然威力面前进行自我保护的一个飞跃,可以算是开天辟地的壮举,所以各民族对此都印象深刻,流传了许多最初建国的传说。国家的建立,一方面增强了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强化了组织机构,使国家内部成员得到了更多的经济实惠。另一方面,抵抗外部的竞争者,保护本国成员的资源不被掠夺,增强了武力,使本国国民的人身安全大为提高。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利远远多于害,甚至可以说是人心所向。国民付出的代价正如《圣经·撒母尔记》第八章所言: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成为国民,对于氏族部落的成员来说,必须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权利以换取更大的安全保护和经济利益。古代国家虽然也有一些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民族认同比较单一,国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保护使国民结成更为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强化了自身的民族认同。通过内部成员让渡自由权利,国家获得了活动的权限和空间,同时又以民族利益为号召,同化国民思想。作为国家代表的国王就是国家的精神和利益象征,也是安全象征。在异族互相攻伐普遍进行毁灭性战争的年代,一个人一旦失去国家保护,就有可能在外部侵略中彻底丧失安全和财产。因此,那时的自由者基于利益和安全考虑,选择了让渡权利以构成国家权限,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个体利益的集合体。所谓的国家,乃是个人的结合。何况,这一让渡基本上可以说延续了氏族社会里个体权利对集体利益的让渡,只是国家以更大规模和更强的精神控制来进行,国家和民族在古代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体,因此,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道理就在于国家是个体的集合,国家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结合。

国家对于成员的回报是国民待遇,即不施加本是用于对外族的毁灭性掠夺。我们看到,凡是失去了这一基点的朝廷都被认为是“无道”,天下人人可揭竿而起,或者改朝换代。

2、国家的异化

国家的最初兴起是为了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公共事务,保护公共安全。但是,国家从产生之日起,就并不清白单纯。

国家公共事务的组织者显然来源于氏族社会的上层人士,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氏族社会表面的平等并不能够掩盖阶层的差异,比如今日观察美国,可以以《格调》一书为证,使我们看到实施平等制度的同时阶层划分却仍然存在。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看不见的顶层和上层以及中上层人士掌握着先发优势和大量资源,以及优越的社会位置,使他们的起点和别人并不公平,在机会公平的口号下他们实质上占据了更多的机会,使中层、中下层、下层和看不见的底层无法获得真正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立国的国家,也只能做到相对公平。同样,在原始社会末期,表面的公平不能掩盖上层人士所拥有的优势,在进入国家阶段的时候,他们占据了上层的位置,并且成为掌握指挥权的组织者,或者是原始民主制度下的领导阶层。

作为生物的本能,就是要尽力保持自己的优势,一个阶层也是一样。在占据了优势地位和掌握了大量资源的同时,这些阶层在演化出国家统治阶层的同时,力求固定自身的地位和权力,他们诉诸的手段就是将这一地位神圣化,要神圣化这一地位,永久固定自身阶层的权利,就必须神化国家。由于古代国家多是单一的民族认同,因此,他们往往把国家的起源和民族的起源挂上钩,我们知道民族的起源是早于国家的,往往和创世神话相通,通过把国家民族混同,国家民族的起源挂钩的方式,国家取得了和创世神话的联系,并且,国家的掌权人把自身的来源和民族的来源挂钩,从而获得了和神的联系,甚至直接称自己为神的后代。比如日本天皇,就是靠直接称自己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来取得和民族来源的混同,从而保持神圣性,而在中国也象征性的把皇帝叫做天子。

因为国家相对于民族来说,较不固定,起源也短,存亡难料,那么依附于相对固定的民族无疑是使国家稳固化、国家领导阶层地位稳定化长期化的有效手段。这样,通过把国家的内核转变为民族的认同,国家就获得了较为永久的合理性,并且,通过从民族起源上延到神的创世这一办法,国家获得了神圣性,那些掌握国家机构的人,也分享了神圣性和永久性。

这样,本来是相对自愿的部落成员对于集体的认同,个人对集体利益的部分让渡,就转化为绝对认同和全面让渡,使个人利益从此被绑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战车上。同时,国家以此逻辑对待外族,凡不属于本民族本国家成员,皆缺乏存在的合理性,是潜在或者明显的杀戮掠夺对象,国家不需要履行“国民待遇,即不施加本是用于对外族的毁灭性掠夺”的隐性合约。这样一来,作为一国国民在外国难以得到国民待遇,更加剧了生存危机,不得不更进一步依赖自己的国家的民族。古代人一般认为,不属于自己国家民族的人就不能或者不配称为人。古罗马城的公民待遇很明显说明了这一点,各国都流行的对于野蛮人的蔑视和缺乏同情也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连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的部落往往都比国家都更具有人类的慈爱。

国家在取得长久性和神圣性之后,通过进一步强化民族认同,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救星和个体权利的唯一保护者,从而使绝望的个体无处可去,只能依赖于国家,就这样,国家一步步取得了对于个体的控制权,最终达到生杀予夺,全面占有个体的权利。特别是在东方,民族相对稳定,国家机构也因此空前强大,国家以完全神圣的姿态出现,而国家的统治阶层则获得了从道义到经济法律的一切控制权,国家对于个体的掠夺可以完全不问个体的意志。而在地中海和中亚细亚等一些民族争夺特别剧烈的区域,由于民族的存在也不是完全稳固,依附于民族认同的国家迟迟未能以完全神圣的姿态出现,使个体享有比东方较多的自由。 国家就这样通过依附于民族意识,取得了长久性和神圣性,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洗脑,最终使掌握政权的那个利益集团获得了垄断地位和入侵公共权利的权力。代价是,个体利益日益被蚕食,并越来越缩小,个体意志受到越来越严密的控制。

三、统治集团的形成

国家得以形成,是基于个体的结合,国家的权限来源于个体的让渡,由于国家的异化,民族利益被偷换为国家利益。国家通过分享民族的稳定性,获得了长久性,国家通过和民族来源挂钩,获得了神圣性,权势集团是这一变化中获益最多的,由于分享了国家的长久性和神圣性,他们也得以固定本阶层的权力和地位,通过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代言者的身份,有了进行清洗运动的政治资本,并且从经济人身上惩罚不遵守这一上下尊卑秩序的人,通过神的代表或者永恒秩序的代表的身份,他们控制了话语权和文化制造、检查权,有了实施思想控制的精神权威。

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代言者的身份,神的代表或者永恒秩序的代表的身份,使国家中下层直至中上层成员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不得不双重屈服于顶层和上层成员。顶层和上层成员在利益上的结盟和权力目标的一致,逐渐融合组成统治集团,固定化了本阶层成员的身份地位,为了保持这一地位,还对定义本阶层成员的来源组成加以严格限定。在西方,是贵族阶层,在东方,是士大夫阶层。要加入这一阶层,必须经过本阶层特殊的考核,这种考核的目标是确保只能让认同保卫本阶层利益的中下层精英才能加入。在中国,这就是科举制度,通过长时期教育进行洗脑最终制造出完全认同统治阶层的新血。在西方,则以血缘传递的方式使顶层和上层的地位和权利固定不变,只有在战争等少数情况下才册封骑士等相对较低的新贵。 为了能够最大效益地确保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统治集团采用了将本集团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边界混同的欺骗手法,将本集团占有资源的界限和公共资源的界限模糊化,使被统治者难以分清国家资源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不同,即所谓“朕即国家”,所有公共资源都是统治者的资源,而统治者的资源又代表国家的资源。这样引起的后果就是公共资源在国家的名义下被掠夺,转化为统治集团的独占资源。古代和现代的专制制度对这一手段运用得极为广泛和普遍,个体利益被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挤压和侵犯。

在民主政治下,这一手段在制度上有所预防,一方面通过民主选举使统治集团的成员无法长期固定,另一方面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各阶层利益的范围,使统治阶级无法垄断国家资源,从而保证了个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从而界定了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人员各自的权限和功能。

专制统治和民主政治下统治集团的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关系示意图:

统治集团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必须消灭一切不稳定因素,因此,他们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和民族利益的旗号颁布严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限制中上层乃至以下的阶层,强迫他们遵守,并试图扑灭一切挑战者。对公共资源和统治阶级资源边界模糊化的结果,是统治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实现了本集团资源的最大化,而本属于普遍拥有的公共资源范围大为缩小。从公共资源中分离出去而被统治集团掠夺的那部分就成为本集团的专有资源,并且奖赏给向本阶层做了有效的效忠的其他阶层人士,通过利益驱动的方式使其他阶层的经营梦想得到统治集团的奖赏,继续为统治集团服务。

[说明下,这里的分层大体按照《格调》一书里的划分,顶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底层,实际上,这个分层应该基本适用于所有社会。

四、个体利益反抗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国家发展到极盛期的过程就是逐步吞没个体利益的过程,其代表是中国的反右、文化大革命,西方的纳粹第三帝国,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国家压碎个体的例子。标志着国家的集权由盛而衰,由国家利益极度侵吞个体利益,借民族利益的幌子极度忽视个体利益的时期转向个体利益开始突破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强制,重新认同个体利益为人类利益基础的时代完全展开。

古时,由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挂钩,而民族相对不变,民族之间是激烈的生存竞争,个体的生死存亡、财富家庭都系于其间,个体在本民族之外得不到长期的有效保护,在本国之外难以获得国民待遇,因此不得不把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长期捆绑在一起。更准确的说,国家统治者们的相互战争和掠夺,民族之间的毁灭性战争导致一个人一旦失去国家,就可能失去性命、家庭、财产,没有安全保护,被迫绑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战车,甚至在个体利益不利的情况下,也必须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牺牲,而这种牺牲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替统治集团扩大利益而做的无谓牺牲。

也就是说,个体利益在古代社会和威权国家下长期被捆绑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上,国家和民族的口号淹没了个体利益。民族与个体是羊圈与羊的关系,羊要避开狼,就必须牺牲自由,国家和个体的关系,则是牧人和羊的关系,个体被统治,被驯化,而失去个性甚至必须成为牧人的食物。对安全的需要压倒了自由,纪律等意识形态的洗脑作用也使羊失去了反抗和选择命运的意愿。个体长期作为被教化的对象而不是必须尊重的对象,孔子强调的教民化民,就是把个体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并不重视个体的价值。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的需要最终大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对于利益的追求驱使人类突破精神和物质上的障碍,当个体发现国家没有履行隐性的承诺——“国民待遇,即不施加本是用于对外族的毁灭性掠夺”,牺牲没有得到安全和利益回报,反而因为统治集团的僵化顽固损失加剧,个体也就不再承担对于国家的让渡。统治集团在长久的安乐之后,往往把自己的地位视为理所当然,昏君乱政,官吏腐化,国家机构不能再有效云做,不再按照国家和成员之间的规则行事,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挤压个体利益,此时往往还伴随着以民族利益为借口的大规模对外战争,使个体要求获得的安全保护全然丧失。最终,个体利益起而反攻,重新要求分配国家资源,安排统治集团所得利益的界限。这就是每个朝代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本质。

可是这样的反抗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本末倒置的问题。国家挤压个体利益,不再是个体利益自愿让渡以换取国家保护和社会组织效率,而是国家强迫个体利益出让,国家由此得到了大量的利益和更多的权限,国家机构的规模和国民构成日益膨胀,但是,这样的膨胀最终点燃了葬送国家的第一把火。

国家的扩大往往带来民族的增加,民族认同不再单一化,民族矛盾日益增多,民族交流也日益深入,依附于民族起源神话的国家起源再难保持其神圣性,而民族认同的日益多样化也导致原本建基于相对单一的民族认同的国家再难保持其同化力。在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多国文化交流剧烈、民族交锋较多的地域,个人的民族认同开始出现混乱和交界。个人利益也开始突破民族藩篱,如地中海、中亚细亚一带,都曾经出现个人利益突破民族利益的趋向,但是在地中海一带它才真正成长为趋势。突破了民族利益后的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不再是它依附的对象,国家保护也不再是个体达成自身利益的唯一途径,个体意识也开始突破民族认同后,从而从国家布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大网中逃脱出来,开始萌发自主意识,民族、国家在利益保障功能减弱后,渐渐失去原来的神圣与必要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可以借用的旗帜,引起感情联想而不是实际利益,是心之所向,而不一定是利之所向。

实际上,对于现代越来越自由化的国家来说,古代那种血缘和安全共同体的国家类型越来越少,国家更多的是作为公民的经济政治联盟,甚至是一个松散的可以选择的公民联盟,是否加入要视乎个体利益而定。国际交流、经贸往来、文化互动、跨国婚姻和求学求职等等,都使古代那种绑定的长期性利益共同体的国家色彩越来越淡化,而越来越成为短期性的利益群体。对于多国混血儿来说,甚至民族也可以选择,曾经相对固定的民族也失去了长久性,国家在精神上更成为无本之目,越来越返回到它的本来面目——公共事务组织机构和安全保障机构。个体利益的跨国化、民族利益不再等约于个体利益的综合,使个体利益第一次找到彻底破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制的突破口。

个体第一次在历史上获得了自由,个体利益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战车上解放出来,再度恢复人类利益基础的本相。第一次,超国家的人类利益终于成为现实,人,不再是以国家和民族来划分的人,而是以他自身来划分的人。

-------------------------------------------------------------------------------- 5、寡头政治集团的党国民族利益一体化

统治集团虽然综合了顶层和上层阶层的力量,但是由于所获得的资源(物资、权力、地位)过于庞大和集中,尤其是顶层对于资源的垄断十分惊人,相对于地位较低的上层,顶层握有资源分配的最终权利,在外部表现为神权或者君权,而上层的资源则主要以官僚制度来分配,各级官僚的收益最终取决于顶层的资源分配。一旦顶层掌权中心出现动摇或者分配方法不能均衡,就会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扰动,引起觊觎之心。

在远古,国家凭借和民族利益挂钩的办法,引入民族神圣起源,把各阶层地位和神圣秩序对应,来固定各阶层地位,目的是保证如同蜂后一般的顶层能够牢牢把握分配权利。这种办法在中国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确保皇权至高无上;在印度就是种姓制度,确保婆罗门能够受各阶层供养,虽然士大夫和军队高级将领相对于中下层甚至中上层人士阶层较高,所获权益也比较大,但是他们的权益却处在皇权的阴影下,没有安稳的保障。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威胁到他们整体的安全和利益,他们不会起而反抗顶层,但顶层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时,他们就容易出现反抗行为,要么叛乱,要么混入中下层中发动起义,成功是改朝换代,失败则是诛灭九族,整个家族甚至本阶层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成功,甚至本来处于顶层的阶层都可能整体下落,而被上层阶层所取代。比如门阀制度最终通向的是高门大族被原本处于较低位置但是掌握了皇权的上层阶层取代。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人智渐渐开化,失去对民族神圣起源和神圣秩序的部分敬畏后,顶层必须重新设计安全的策略来确保自己的资源分配权,因此,他们在统治集团以内引入军事化原则,在加强内部安全共同化的同时,一致对外,按照军事化方式加强对其他阶层的思想和肉体镇压,独占它所能剥夺的代表善的话语权,把自己打扮成真理和安全代表,统治集团逐渐转变为一具在禁锢思想和实施肉体惩罚方面高效率的准军事机器,它的人民在被剥夺了思想之后,也在肉体上受到恐吓,成为军事化生活中的奴隶。整个国家就是一个表面繁荣的大军营。此时,国家的触角遍及人民肉体和思想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可能是密探或者自觉不自觉的告密者。生活成为一场精心修改的谎言。反抗的人则成为看不见的人,在真理方面和善方面都确失的人,生命不再是界定人活着的因素,自然人也不再是法律上人存在的标准。而改由统治阶级颁布的真理和善来界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人,一旦国家成员违背了这些规定,他的生命从此就失去了保留的价值,他也不再被看作人。国家机器将以惊人的高效率对他进行毫不人道的毁灭,因为他已经不再属于人这一行列。

专制国家发展到这一阶段,统治集团往往以党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内部结构,但是这类党和松散的政治选举联盟不同,是准军事化的组织。这样的统治集团是强化的统治集团,不同于民主制度下具有较大弹性和流动性的统治集团,它只能在政变中被推翻。因为它承袭了古代专制国家的衣钵,把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民族挂钩,形成党国民族利益一体化,从而在大多数统治集团丧失了神圣性的现代,它却仍然能够独占神圣秩序的顶端,从而通过“保卫民族传统文化——国家的民族定位——党的身份定位”这一办法使自身获得存在的必要性。

这样的统治集团,终于完成了从最初的顶层、上层结盟到寡头政治集团的演变。在这样的寡头政治集团,本来已经开始觉醒的个体由于受到完美的信息欺骗和思想肉体清洗,完全成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工具,个体利益再次完全融合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工具。但是,在民主大势所趋的现代,这完全违背了民智开化、信息交流自由的现代科技竞争原则,而科技实力是现代所有国家竞争的基础,因此,寡头政治集团的这一极端化的统治集团注定是暂时的,是威权主义国家性质的回光返照,它的灭亡指日可待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05-4-13 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你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可惜没有一点价值!关于国家、主权、领土你又知多少!!!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05-4-13 22:18 | 显示全部楼层

真正的民主有待时日!国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政体!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演变是整个人类世界走向大同的载体,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信仰!自唐以降,中华民族逐渐丧失民族特性,要拯救中华民族,需要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建立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

暂不妄论当前是何国家,中华文化需要发扬光大,民族需要复兴,你我作为炎黄子孙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当务之急!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05-4-20 12:58 | 显示全部楼层

跛脚的国家主义,和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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